毕节市长岩大渠：100天“抠”出的一条惠民渠
长岩大渠
1959年秋收过后，镰刀湾大渠给乐戈、岩沟、青松、红星等7个生产队带来了丰收。同样是在镰刀湾，唯独岩口生产队没有享受到镰刀湾大渠带来的“福利”，依然是靠天吃饭，收成惨淡，“要想吃口大米饭，得拿其他粮食换”。
岩口生产队的村民们坐不住了：肚里没粮，心里更慌。
很快，生产队组织村民勘探水源点，选定了一条经坡上村至镰刀湾村的修渠路线，并向上级汇报了修建长岩大渠的想法。
得知岩口生产队要修建长岩大渠的消息，当年参与修建镰刀湾大渠的“长修队”队员们热情高涨，踊跃报名。此外，此前因各种原因没能参加修渠的村民也铆足了劲，主动请战修建长岩大渠。
就这样，镰刀湾大队从其他7个生产队抽调了1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组建了“突击队”，分段施工，支援修建长岩大渠。 1959年10月，长岩大渠破土动工。但由于历史原因，动工没多久便停工，直到1961年1月才又复工。
虽然可以借鉴修建镰刀湾大渠的经验，但长岩大渠也不是“软柿子”。从地形上看，它的海拔比镰刀湾大渠要高，冬天施工难度更大。尤其是天堂庙一段，是近乎垂直的悬崖，要想“抠”出一条渠来，得从山上把人用绳索吊到半空，然后拿锤子、錾子抠出炮眼，用“黑火药”炸开工作面，像镰刀湾大渠一样，两边同时进行作业。
对镰刀湾人来说，在水渠面前，任何困难都是“纸老虎”。
修建镰刀湾大渠锻炼出的30多名“长修队”队员顺利出师后，也成了修建长岩大渠的技术骨干。
现年85岁的杨昌禄老人既是当年参与镰刀湾大渠修建的老石匠曾洪光的女婿，也是他的徒弟。参与修建镰刀湾大渠时，杨昌禄在曾洪光手下练就一身“武艺”。这次在家门口修渠，他更是义不容辞。
“黑火药威力有限，在打炮眼时，岩石有多大，炮眼就要打多深。”杨昌禄回忆说：“在天堂庙，我碰到过一个瞎炮，等上去检查的时候突然爆炸，我下意识地身子往后卧倒，但碎石还是像长了眼睛一样，朝着我飞过来，其中一颗石子扎进我耳垂里，掏都掏不出来，现在长成了一个肉疙瘩，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了。”
对于杨昌禄来说，伤痕是烙在身上的军功章。但对于并肩奋战的三位战友而言，长岩大渠成为了他们的丰碑。
在天堂庙，石匠张绍清为了把最后一块石头撬掉，在他躬身用力时，脚下一滑，连同钢钎一起，掉下了悬崖。刹那间，钢钎与岩石的撞击声和张绍清本能的呼救声在深谷回响，揪紧了大家的心，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鲜活生命，就这样在长岩大渠的施工现场陨落。
然而，悲剧并未结束，没过几天，和张绍清年纪相仿的孟性朝、吴文高也因为在天堂庙附近的悬崖上打炮眼，相继被垮塌的岩石砸中，一起被推下悬崖，壮烈牺牲。
三人的牺牲，让长岩大渠的掘进工作暂停下来。为了鼓舞士气，大队召开了几次群众会，分析了出现事故的原因，研究如何规避下一步可能遇到的风险。在细致入微的工作动员下，大家慢慢从悲痛和气馁中走出来，开始了新一轮的战天斗地。
“天亮了，大家赶紧穿好衣服上山了。”每天一大早，岩口生产队就有人扯着嗓子喊“起床号”。
“我们自己带着盘缠上山，干到天黑下山。有时工程没做完，大家晚上就住在一个叫胡家麻园的山洞里。”岩口生产队(现镰刀湾村岩口组)82岁的村民唐兴国说，“在山上，我们每天吃两顿苞谷饭，有时为了换下口味，还整点水龙花做野菜汤喝。但不管好多天，我们都要忍住，要把大渠修通。”
男人山上开渠苦，女人山下耕种忙。因为长岩大渠须向坡上村“借路”的缘故，镰刀湾村和坡上村协商后，镰刀湾村用2000公斤小粮(苞谷、蚕豆等)交给坡上村，作为修渠耽误了一季农作物的补偿。
当时的岩口生产队队长陈榜五回忆：“根据大队安排，我们队里的20多名男劳动力全部上山，只留我在家组织有劳动力的妇女背粪种庄稼，发展生产，做好后勤保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4月，刚好100天，主渠8公里长的长岩大渠顺利贯通，清冽的山泉顺着长岩大渠流到岩口生产队，大家拥作一团，欢呼着：“我们有水吃了，我们不再受罪了！”
时过境迁，如今，厦蓉高速公路从镰刀湾村穿村而过。便利的交通，缩短了镰刀湾与外界的距离。为了保护好这条用生命换来的大渠，高开司经过认真研究后，适当调整了一下沟渠的线路，用钢管把水引过公路穿行的地方，让渠水继续润泽土地。长岩大渠叮咚作响的流水声，依然在山间不停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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